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人工智能被认为是具有战略性、带动性和颠覆性的核心技术之一。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意味着我国正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形成以人工智能为引擎的新质生产力。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是在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深刻理解并抓好落实《意见》要求,对于我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开辟发展新空间具有重大意义。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不仅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自身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我国抢占科技制高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选择。
人工智能是驱动生产力革命性跃迁的关键技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强调科技进步的作用,从蒸汽机的发明到电力的普及,再到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每一次重大技术突破都引发了深刻的生产力变革和社会结构调整。习指出,“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与以往技术不同,人工智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更是一种能够模拟、增强甚至部分替代人类认知和决策能力的新型生产要素。这一根本性特征意味着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正在被重新定义。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正推动社会从数字化走向智能化,并孕育出全新的生产模式、产业形态和组织方式。
人工智能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传统生产力的量变积累,而是质的提升与跃迁,其突出特征在于创新性、绿色化、高效性和智能化。人工智能作为典型的通用技术,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升级、治理体系乃至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适配性和渗透力,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智能底座”。
人工智能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点。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不仅要求生产力能够实现规模效应和效率提升,更要求满足个性化、多样化和绿色化的需求。“人工智能+”在其中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产业层面,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升级,孕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消费层面,提升服务质量,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和生活方式;在治理层面,助力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推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在生态层面,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智能支撑。
要深刻理解“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就必须透视其推动生产力跃迁的内在逻辑。总体而言,可以从创新驱动、要素重组和价值重构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人工智能赋能科学技术创新,推动“从0到1”的突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科研范式。传统科研依赖人类经验、直觉和假设,而人工智能则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学习和复杂模型的推演,实现对科学规律的快速发现和验证。这不仅显著提升了科研效率,还可能带来颠覆性的原创性突破。《意见》强调,要加快科学大模型建设应用,推动多学科融合发展。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已不再局限于工具属性,而正成为新的科学发现手段。其逻辑在于,通过数据、算法与算力的持续提升,人工智能将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延伸到更高维度,探索更前沿的科学空间,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奠定坚实的知识与技术根基。更进一步说,人工智能正逐步从辅助探索走向自主发现,让科学研究真正进入“智能范式”的新阶段。
人工智能推动生产要素的深度重组,实现“从1到N”的扩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传统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与技术,人工智能的引入使其不仅成为新的核心生产要素,更深刻改变了要素之间的关系与配置模式。一方面,人工智能通过对知识、信息和数据的智能处理,赋予传统要素更高的效率和灵活性;另一方面,它推动了生产要素之间的跨界融合与动态重组。例如,在工业制造中,人工智能通过智能感知、优化工艺和实时调度,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与资源利用率;在农业领域,人工智能赋能精准育种、智能农机与智慧农业管理,实现产量提升并兼顾生态友好;在服务业,人工智能加快了从数字化服务向智能化服务的跃迁,实现了更高效、更个性化的供给。要素重组的结果,并非简单的加总,而是生产效率的非线性跃升,推动经济运行模式由要素驱动转向智能驱动。
人工智能引领价值创造方式的重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的生成。人工智能的意义不仅在于改造传统产业,更在于重塑价值创造的逻辑,开辟全新的增长空间。在传统产业中,“人工智能+”通过智能优化与精准决策实现效率跃升,而在新兴领域,则直接催生出前所未有的产业和业态。例如,智能体、智能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应用,正形成以“智能原生”为特征的新型企业群体,它们在商业模式、产业逻辑和竞争优势上与传统企业完全不同。这种价值创造方式的重构,使得经济增长不再单纯依赖规模扩张和资源投入,而更多依靠智能驱动和知识创造。同时,人工智能还带来跨界融合的广阔空间,例如,人工智能与医疗结合,推动精准医疗和数字健康;与教育结合,推动个性化学习与智慧教育;与绿色低碳结合,推动能源利用与碳排放管控优化。这种跨领域的价值溢出效应,不仅拓展了经济发展的边界,更使创新成果能够广泛惠及社会生活。这与新质生产力强调的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和普惠共享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展现出人工智能在bwin官网拉动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方面的强大牵引力。
深刻把握“人工智能+”的战略意义和内在逻辑,还必须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如何走好“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这条路?结合《意见》的部署和现实需求,至少应从三方面着力。
夯实智能化发展的基础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坚实的底层基础,而人工智能的核心在于“三要素”:数据、算力和算法。当前,我国在数据资源和应用场景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特别是庞大的用户规模和丰富的产业场景,为训练与应用人工智能提供了肥沃土壤。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算力供给、底层算法和高端芯片等关键环节仍存在短板,这些瓶颈如果不突破,就会影响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耦合。为此,要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优化智算中心布局,推动智能算力绿色、安全、普惠,形成“东数西算”“全国一网”的协同格局。同时,要大力支持基础理论和关键核心技术的原创攻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减少对外部的依赖,避免关键领域“卡脖子”。此外,还要完善数据要素流通和治理机制,探索数据确权、定价、流通和分配的有效模式,使数据真正成为可配置、可交易的生产要素。通过健全权益保障和利益分享机制,激发企业和社会创新活力,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构建普惠共享的良性生态。
营造有利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制度和环境。技术突破要通过制度与环境来保障,否则难以形成持续的发展优势。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不仅需要技术支撑,更需要制度创新和环境优化。一方面,要健全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既要防范风险,也要释放红利,使人工智能始终在安全可控、透明可信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快制定和完善人工智能的行业标准与国际标准,推动跨领域、跨行业、跨国界的标准对接,确保我国人工智能在全球竞争中掌握话语权。同时,要完善金融和财政支持政策,发展耐心资本和战略资本,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避免短期逐利造成创新受挫。人才是发展的关键变量,要加强复合型、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建立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转化全链条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技术、制度、资本和人才的协同发力,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良好环境。
习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风险挑战。人工智能可能带来就业结构的调整、隐私保护的挑战、算法歧视等问题。对此,应当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推动建立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与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的格局,让人工智能的发展始终服务于人民福祉和社会进步。
“人工智能+”不仅是“加”一个工具,也不仅是一次技术行动,而是一股推动生产力体系整体性跃迁的深层次力量,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力革命。《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正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我们要在抓住战略机遇的同时直面风险挑战,注重基础研究的同时推动应用落地,加强自主创新的同时深化国际合作,真正把人工智能这一“关键变量”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最大增量”,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