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5年债市未能延续牛市行情,切换为“高波动、宽震荡”格局,国债收益率整体波动上行,在大类资产中表现较差。年内债市主要受到三条主线)资金面预期与现实的反复修正;2)中美博弈和贸易谈判推进;3)科技引领下的权益牛市与股债跷跷板效应。
2、放眼海外,通胀或将成为影响明年全球资本市场的最核心变量。明年美国通胀上行方向明确,预计自明年一季度起,美国通胀压力可能进一步显现,但当前通胀上行幅度并未超出市场预期,明年美国核心CPI同比增速的终点水平或维持在4%左右。若关税与货币宽松未显著推高通胀,美联储有序降息,预计美国股债双牛,利好黄金、利空美元。
3、国内政策来看,2026年货币或维持中性偏松,传统总量型降息工具方向明确但空间收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可能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财政政策或将更加积极,相比2025年或只强不弱。日历效应来看五年规划首年经济增速基本保持平稳,但通胀往往有抬升动力。
4、国内基本面来看,通胀亦会成为债券收益率的主要影响因素。2026年PPI同比有望在Q2回正,CPI同比或温和上行,物价回升方向较为明确。
5、监管推进公募基金从重规模向重回报切换,或对债券负债端及配置逻辑造成明显影响。对于银行、理财、保险等机构,新规落地后可能降低债基委外投资规模,增加债券直投规模。货基、债券ETF、同业存单基金等可能迎来新的机遇。公募债基偏好的债券品种可能面临压力,债券ETF重仓券种可能享受到伴随资金流入而带来的流动性溢价。
6、2026年债市震荡偏空,潜在利空包括:1)权益继续上涨的情绪压制和资金搬家;2)监管落地带来负债端冲击;3)通胀见底回升提升名义利率中枢。建议久期中等偏低并灵活调整,在特定时点积极博弈降息预期带来的阶段性做多机会。利率空间受限背景下票息为王,资金平稳偏松较为确定,建议短久期、高票息资产配合杠杆策略,在守住底线前提下适度进行评级和品种下沉,把握ETF扩容带来的成分券结构性机会。
7、值得看好的资产:黄金等贵金属、铜等工业金属、稀土等战略资源、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科技板块和适应社会结构变化的新消费领域。策略构建上,可采取哑铃型配置思路。一端聚焦于科技成长股(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科技板块),另一端配置避险资产与资源品(如黄金、战略金属),以兼顾防御性与成长性,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市场高波动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风险提示:央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超预期、美联储降息幅度和节奏不及预期、基本面变化超预期、中美博弈超预期
2025年债市未能延续2024年波澜壮阔的单边牛市行情,切换为“高波动、宽震荡”格局,国债收益率整体波动上行。截至11月3日,1Y、10Y、30Y国债到期收益率分别为1.39%、1.79%、2.14%,相较去年末分别上行30.49bp、11.92bp、22.55bp。整体来看,2025年的债市行情主要可以分“五部曲”:
年初—3月17日:资金预期纠偏与长债抱团瓦解。跨年后资金面宽松、权益市场大跌形成跷跷板效应,叠加机构配债力量较强,债市行情加速演绎,年初迎来“开门红”。考虑到去年末债市已经开始加速抢跑,央行对于防范长债利率过快下行以及资金沉淀空转风险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叠加海外因素扰动不断,央行释放强烈的稳汇率和控利率信号。上述因素导致资金面大幅收紧,利率债调整由短端到长端,甚至出现机构恐慌下的集中赎回现象。春节后科技板块引领权益市场上涨,基本面数据亦有小幅回暖,均对债市形成一定利空。不过在10Y国债收益率向上触及1.9%点位附近时,央行进行流动性投放防范过度回调风险,形成“上有顶”支撑。截至3月17日,1Y、10Y、30Y国债到期收益率相较去年末分别上行50.36bp、22.05bp、20.29bp,回吐去年四季度涨幅的近半水平。
3月18日—4月7日:外部冲击助力下的资金转松。3月中下旬税期走款阶段,央行进行流动性大额净投放,且破惯例提前公告MLF操作并进行机制改革,市场多头反应强烈。进入4月后银行间流动性紧张局面快速缓解,叠加美国“对等关税”落地大幅超预期的冲击下,避险情绪、宽货币预期均明显升温,债券收益率快速下行。从这一阶段的债券收益率水平来看,1Y、10Y、30Y国债到期收益率分别下行14.5bp、25.67bp、28.99bp,其中10Y国债收益率迅速回落至1.63%,但并未对年初1.60%附近的收益率水平形成有效突破。
4月8日—7月9日:贸易战与资金预期反复博弈下的债市震荡。4月初债市快速定价关税冲击后进入窄幅震荡,5月7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央行宣布降息10bp+降准50bp的双降政策,但市场走出利多出尽行情。而后5月12日中美日内瓦经贸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市场担忧央行宽松流动性退出风险,带动债市进一步小幅回调。但这一预期在6月初被证伪,基本面数据承压且央行前置买断式逆回购操作释放重要信号,资金面整体平稳宽松,债券收益率在阶段性顺风中下台阶。其中短端收益率率先重回下行通道,长端亦有回落,利率曲线.62%-1.73%之间窄幅震荡,较4月7日边际上行1.28bp。
7月10日—9月24日:多重利空冲击下债市明显回调。7月反内卷逻辑带动权益商品价格明显上涨,市场风险偏好显著提升对债市情绪形成压制。8月权益市场通信及算力主线行情再起,股债跷跷板效应进一步显现,且增值税政策调整等利空因素扰动,债市悲观情绪蔓延。期间尽管基本面数据表现平平,7月信贷甚至罕见转为负增长,但市场对此定价有限,“冷现实”不敌“热预期”。9月权益热度边际降温,但公募基金赎回新规及公募购债免税取消传言不断形成扰动,市场对于潜在赎回压力的担忧情绪逐步发酵,债市整体氛围依旧偏空。这一阶段1Y、10Y、30Y国债到期收益率分别上行1.73bp、24.06bp、37.55bp,其中10Y国债收益率最高回调至1.90%附近。
9月25日—至今:贸易冲突风波再起叠加国债买卖预期发酵助力利率见顶回落。随着中国对稀土出口管制趋严及美方扬言对华出口关税进一步加征100%,中美贸易冲突风波再起,权益市场情绪受到压制,黄金大涨,市场避险情绪不断升温,并推动债券收益率见顶回落。此外,10月底央行宣布将恢复国债买卖操作叠加制造业PMI超季节性走弱继续对债市形成支撑。这一阶段10Y国债收益率下行8.96bp,信用利差亦有所收窄。不过由于监管扰动逻辑仍未被证伪,增量利多消息较为有限,市场情绪保持相对谨慎,收益率继续大幅下行动力不足,长端收益率下破1.80%后保持震荡格局。
从利差的角度来看,2025年下半年尤其是三季度,伴随着债券价值重估,利率债期限利差也经历较为明显回调。短端在资金面平稳宽松的支撑下相对抗跌,而长端和超长端收益率震荡回升,尤其是超长债品种弱势较为明显。对应的可以看到30Y-10Y和10Y-1Y国债期限利差均有所走阔,利率曲线月中旬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月末央行宣布将重启国债买卖且制造业PMI超预期回落为债市定价贡献一定利好空间,利率债期限利差有所收窄。
此外,2025Q1资金面大幅收窄背景下,利率走熊带动信用亦出现明显回调,信用利差呈现小幅走阔态势。而3月下旬以来,流动性约束有所缓解,且利率债在多空因素影响下波动加大,信用利差多数呈现被动收窄态势。
年初市场延续2024年末货币宽松预期,机构加速抢跑配债。但1月初公布的2024Q4货政例会通稿重新提及“防范资金空转”,且在稳汇率诉求下,央行投放整体谨慎且暂停国债买卖操作。同时非银同业存款自律新规影响开始显现,大行面临非银存款流失压力,资金融出规模持续下滑,资金利率高位运行。春节后资金面亦并未如期大幅转松,伴随着市场对“适度宽松”预期的逐步修正,年初至3月中旬债市出现较为明显的回调。
8月4日晚中债登旗下《债券》杂志刊文提及国债买卖也是为利率上行期储备的政策工具,引发市场对恢复国债买卖的讨论;8月26日《中国外汇》援引专家称我国央行继续增持国债具有良好操作空间;9月3日财政部与央行联合工作组召开第二次组长会议,探讨了央行国债买卖操作,进一步推动了市场对重启购债的预期;9月15日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国刚表示应加大国债买卖操作力度等。上述事件影响下,市场对央行降息和重启国债预期出现阶段性升温,并带动债市日内出现一定回暖迹象。10月27日,央行行长潘功胜在金融街论坛年会上宣布将恢复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成为短期债市“破局”信号,债券收益率迅速下行。
4月2日,美国宣布多项关税政策,对贸易伙伴设立10%“最低基准关税”,并对华加征34%个性化对等关税,同时计划终止从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输美小额包裹的免税待遇。零预警下对等关税范围和税率均大超市场预期,中美贸易摩擦迅速升级。4月2日-7日,10Y国债收益率大幅下行超17bp,30Y国债收益率下行近20bp。
10月初美国对华加征100%关税“黑天鹅”事件再度催化债市阶段性突破震荡区间。
2025年2月民营企业座谈会后科技股引领权益市场放量大涨,市场风险偏好提升,对债市情绪形成一定压制。DS时刻后权益上涨和债券下跌时间重合,但同期资金面延续收敛格局,资金价格中枢处于高位,债市或更多演绎资金面逻辑。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全球债务高企背景下各国央行购金需求以及美联储降息带来的利好等因素支撑下,黄金价格不断刷新历史记录,这也为南华贵金属指数带来超50%的累计涨幅。此外以铜为代表的有色金属亦展现出不错的涨势,这主要得益于南美矿区风险的供给扰动以及电网投资、AI和新能源产业带来的需求支撑。相比之下,受到房地产、基建拖累的黑色系商品价格尽管在“反内卷”政策出台后出现一定反弹,但与2023年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
2024年末受“特朗普”交易推动,美元指数在1月冲击110关口创近20年新高,随后在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经济出现“滞胀”风险担忧以及美联储独立性存疑等因素影响下震荡下行。美元指数快速下行阶段,欧元、英镑、日元等非美货币相对美元均大幅升值。也正是因为如此,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中有升,但相对货币篮子中其他非美货币有所贬值,进而导致2025Q1人民币汇率指数有所下行。7月以来美元指数窄幅震荡,英镑、日元等相对美元有所贬值,而人民币继续展现韧性,汇率继续呈现温和回升态势。
全球主要权益类指数普遍上涨,其中韩国综合指数及中国创业板指数累计涨幅居前。
一方面,年初DeepSeek横空出世标志着全球科技从“美国主导”进入“多极竞争”时代,与AI算力、半导体自控等相关的亚太资产获得重估。另一方面,美元趋势性走弱使得外资开始流向港股、韩股等价值洼地。此外中国科创板“1+6”改革、社保基金等长期资金入市等政策托底与科技扶持下,科技股在2025Q3大幅上涨。整体来看,截至11月3日,韩国综合指数和创业板指数累计涨幅领先,分别达到75.95%和49.28%。
胀将成为影响明年全球资本市场的最核心变量2.1. 增长与就业的矛盾——通胀或是美国经济核心变量
2025年初,美联储暂停自2024年9月启动的降息进程,主要是出于对通胀可能反弹以及特朗普新政府政策不确定性的警惕。同年4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等关税”政策,美联储在后续表态中持续强调此类关税可能推升通胀,并指出劳动力市场仍保持相对稳定,因此暂缓降息。然而,8月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不仅大幅下修前值,也显著低于市场预期,这促使美联储开始关注劳动力市场可能出现的下行风险。与此同时,通胀并未如预期般急剧上升,其增长斜率相对平缓。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逐渐取代通胀成为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叠加特朗普政府对货币政策的持续施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立场随之调整,并于9月正式开启新一轮降息周期。
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当前美国经济呈现出一组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经济增长展现出超预期的韧性,而另一方面,就业市场却显露出下行压力。2025年10月14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美国商业经济协会年会上指出,“政府在停摆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经济活动增长轨迹可能比预期更为稳健”,但同时他也提到“就业市场的下行风险似乎有所上升”。
经济增长方面,美国二季度实际GDP环比折年率反弹至3.8%,其中个人消费支出对增长的贡献率回升至1.7%。亚特兰大联储的预测显示,三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速可能达到3.8%,进一步印证经济增长动能仍强。
就业方面,自4月起美国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开始明显回落。尽管9月数据因联邦政府停摆而暂未公布,但ADP报告显示私营部门新增就业减少3.2万人,指向劳动力市场可能正在持续走弱。
具体来看:一方面,关税政策带来的通胀冲击尚未完全显现。当前实际执行的税率并未如协议税率那样高企,且美国企业主要通过压缩自身利润或削减成本的方式,暂时吸收了部分关税成本,尚未将其大规模转嫁给终端消费者。另一方面,二季度的消费反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消费者出于对未来通胀的担忧,而将部分计划性消费提前实施,形成“消费前置效应”,从而阶段性支撑了个人消费的韧性表现。
展望未来,随着中美新一轮关税措施落地,加之企业前期吸纳的成本逐步向终端价格传导,通胀压力或将实质性显现。
届时,消费与就业市场有望结束当前背离态势,重新回归同步下行的传统关系。此外,明年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更加宽松已成大概率事件,随着政策利率逐步从约束性回归中性甚至中性以下,对通胀的约束力将逐步释放,可能助推其回升。明年美国通胀的回升幅度,将直接影响美国经济和美联储的降息节奏和幅度,进而对各类资产走势产生直接影响。
尽管通胀水平已从高位显著下降,但自2024年下半年以来,持续在2.5%-3%的区间内震荡徘徊,向下逼近美联储2%长期目标的“最后一公里”阻力显著,进展明显放缓。
当前通胀下行进入“最后一公里”阶段的主要挑战在于,通胀结构已从商品通胀转向核心服务通胀主导。由于服务价格受制于劳动力市场紧张与工资增长形成的“工资—价格”螺旋,具备显著的滞后性和黏性,回落难度加大:
该分项在CPI中占比高达60%,其通胀率从疫情前的2.8%升至2025年8月的3.6%,对整体CPI贡献约0.5个百分点,构成持续且显著的上行压力。相比之下,核心商品通胀自2022年3月进入加息周期后已得到有效控制,但是受4月关税影响近期呈现缓慢爬升态势;能源项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已明显回落,目前缺乏明显的上行动力;食品项通胀中枢则从疫情前的1.3%抬升至当前的3.2%,对整体CPI涨幅贡献约0.2%,但其波动性较大,易受突发事件影响。
其占整体CPI权重约35%,同比涨幅虽从峰值的8.2%显著回落至2025年8月的3.6%,但仍高于疫情前约3.3%的水平。若其涨幅能回归至疫情前区间,预计可带动整体CPI下降约0.10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其他核心服务分项也呈现结构性上行压力:例如医疗保健服务占整体CPI权重约11%,其通胀率已从疫情前2.7%的中枢抬升至4.2%,对整体CPI贡献约0.1%的涨幅;其余分项上涨幅度则相对有限。
OER衡量的不是房屋的房价,也不是房主实际的抵押贷款月供,而是房主通过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所获得的住房服务的隐含价值。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自有住房被视为房主向自己提供租赁服务。主要是通过大规模调查,收集大量同类住房(如面积、地段、房型相似的房子)的实际市场租金数据来测算自有住房的潜在市场租金水平。
历史数据显示,美国住房市场指数对业主等价租金具有约两年的领先性。鉴于该指数已进入下行通道,我们判断OER的回落趋势或将持续。
我们通过职位空缺率来观察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数据显示,自2024年4月以来,美国职位空缺率基本维持4.3%附近波动,未呈现明显趋势,与疫情前水平大致相当。在细分行业中,与核心服务通胀关联度较高的休闲住宿业、教育和保健服务业,其职位空缺率虽处于高位,但也已接近疫情前水平,未出现显著攀升。此外,尽管特朗普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政策在理论上可能加剧劳动力市场紧张,但依赖移民较多的行业如建筑业,其职位空缺率仍保持相对平稳,与疫情前水平相近。这一现象或说明当前移民政策对劳动力市场整体影响有限,可能源于劳动力市场内部存在的缓冲机制。
综合来看,核心服务通胀进一步推升整体通胀的上行动力有限。相反,随着房价和市场租金等领先指标的回落,其滞后传导效应预计将对引导核心服务通胀下行,推动其逐步降温。
当前的基本判断是,关税对通胀的确构成上行风险,但其影响的具体幅度、时间点及持续性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这主要源于关税成本的传导与分摊机制极为复杂:一方面,企业前期通过“抢进口”积累了库存,对初期价格形成了缓冲;另一方面,各行业因进口依赖度、定价能力和供应链结构不同,受影响的差异显著,导致成本向消费端的转嫁程度和速度不一。加之政策执行本身存在时滞与豁免延期的反复,进一步增加了通胀路径的不确定性。
首先,从库存角度来说,制造商持续补库,同比增速从4月的0.8%增长到7月的1.5%,零售商和批发商增速有所下滑;从库销比的角度来说,制造商保持相对平稳,零售和批发商小幅回落,显示需求依然强劲。
我们以2024年11月特朗普当选作为本轮补库周期的起点。若假设从今年8月起美国进入去库阶段,并且参考2023年的去库速度进行推算,那么本轮补库所积累的库存预计将在2026年第一季度消耗完毕。
从关税分担的视角分析,外国出口商、美国进口商与美国消费者之间的成本分摊比例,是影响美国CPI走势的关键。我们以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对等关税”为观察窗口,尝试对三方分担比例进行估算。
我们以核心CPI涨幅除以实际关税税率提升幅度作为消费者分担比例的近似值,当前阶段,得到美国消费者所承担的关税成本比例约为20%,且这一比例大概率存在高估,因为核心CPI的上涨还包含内生性经济因素的贡献。
作为对比,回顾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案例:美国于当年7月和8月分两批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主要包括洗碗机、压缩机、冰箱等家电产品)加征25%的关税。在此期间,美国家电类CPI上涨约12%,据此推算,消费者承担了约50%的关税成本。
与2018年消费者承担约50%成本的情形相比,当前不足20%的比例表明,未来关税成本向消费者传导的空间较大。根据我们此前在报告《非农大幅下修后,如何关注美国就业与通胀?》中的测算,若美国消费者承担比例上升至50%,可能推高整体通胀约0.92个百分点,导致核心CPI同比增速回到4%左右水平,即2024年初的高度,而从库存周期角度来看,2026年一季度是关键观察期。
我们从目前的市场预期指标5年远期,5年通胀互换盈亏平衡通胀率(5y5y BEI)来看,当下的通胀预期从2024年初便保持平稳运行,整体还有轻微向下运行的态势,与CPI同比运行方向基本吻合,说明当下的通胀预期尚且保持稳定,没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明年美国通胀上行方向较为明确,但受复杂的传导与分摊机制影响,其具体幅度和演变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参考2018年经验及美国当前库存周期特征,预计自明年一季度起,美国通胀压力可能进一步显现。届时,美联储在完成今年的预防性降息后,大概率将进入政策观察阶段。然而,通胀上行幅度或低于市场早期预期。一方面,尽管服务通胀具有粘性,但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未显著加剧,移民政策调整也未对劳动力供给形成明显压力,当前劳动力市场仍具备一定弹性。加之OER可能回落,服务通胀整体可控。另一方面,关税推动的商品通胀虽难以避免,但其影响幅度亦可能低于此前预期。若美联储能够有效引导通胀预期,将通胀预期维持在现有水平,将关税带来的价格冲击严格限定为一次性上升,而非触发“工资-价格”螺旋,明年美国核心CPI同比增速的终点水平或维持在4%左右。
情境一:关税与货币宽松未显著推高通胀,美联储按市场预期有序降息(甚至降息幅度超出市场预期),预计将形成股债双牛局面。
其传导路径为:利率下行提振美股估值,压低美债收益率,并通过降低实际利率和美元汇率来利好黄金。维持较高通胀与较低利率有助于稀释美国政府债务,这符合特朗普政府的潜在诉求。因此,在明年美联储领导层变动后,白宫施压美联储进一步推进降息(甚至比当前市场预期的更为激进)可能性不低,持续降息或有利于将利率维持在中性水平之下。温和有序降息的情景最近可以参照2019年,在2018年加息后,全球经济放缓、贸易摩擦带来不确定性,但通胀始终温和,美联储于2019年7月、9月、10月进行了三次降息,当时鲍威尔反复强调,这并非一个漫长降息周期的开始,而是一次“周期中的调整”,表明当时美联储的举措是相对温和的,而非应对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和当时相比,这一次降息重启的主因当然也并不是应对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在白宫的强势施压下,本轮降息大概率也将比2019年幅度更大。当前市场对这一情境预期较高,这里面作为我们给定的基准情境,其发生概率或有50%。
情境二:通胀大幅回升抑制美联储降息动力,导致其降息节奏与幅度显著不及市场预期,可能引发阶段性的“紧缩交易”,这一情境下需警惕股债双杀压力,甚至不排除可能出现紧缩预期刺破美股泡沫的风险。
这一情境下,利率飙升将严重压制股票估值,尤其对成长股造成冲击,同时美债收益率曲线可能呈现“熊平”态势,导致“股债双杀”局面。美元将因利差优势而走强;黄金表现则相对复杂,尽管高利率环境构成压制,但若市场对美联储过度紧缩引发经济硬着陆的担忧加剧,其避险属性可能提供部分支撑黄金价格或将随着降息预期的反复进入宽幅震荡格局。比较典型的“紧缩交易”是2022年,当时通胀飙升至40年高位,鲍威尔开启史上最激进的加息周期之一,以重建央行信誉,当时出现了“股债金三杀、美元走强”的资产表现组合。但我们认为美股泡沫破灭是白宫绝无可能希望承受的系统性风险,若通胀大幅上行,特朗普政府或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通过压制全球能源品价格、缓和与全球贸易伙伴经贸关系等方式来平抑,以避免国内市场出现不可逆转的“紧缩交易”。此外,结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明年美国通胀大幅上行甚至失控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我们认为这一情境出现的概率较低,约为20%。
情境三:通胀持续回升,但特朗普政府仍强力施压美联储推进降息,可能导致长期通胀预期彻底脱锚,重现1970年代的“滞胀”风险,该情景下“滞胀交易”或再现,这一情境下黄金受益、短期美股或有支撑,但美元和美债可能将面临较大风险。
初期降息或能短暂支撑美股估值,但随之而来的通胀失控将严重侵蚀居民实际购买力与企业盈利,最终拖累经济陷入停滞。对美债而言,市场会要求极高的通胀风险溢价,导致长端收益率失控性上行、债券价格暴跌。美元信誉将因财政与货币纪律的双重失序而受损,步入长期贬值通道;而美元和美债地位的削弱也必将对中长期的美股形成利空。黄金则在此环境中成为最大赢家,其作为非主权信用终极货币的价值在对冲通胀和信用风险的双重驱动下得以凸显。我们认为该情境发生概率可能约为30%。
十五五”开局之年的资本市场及政策路径演绎3.1 “十五五规划”下五年发展新蓝图
作为衔接“十四五”成果与2035年远景目标的关键五年规划,《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立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定位,构建了覆盖经济、科技、民生、生态等全领域的发展蓝图。
从总体定调上来看,《建议》主要目标直指百年变局和伟大复兴面临的问题,更加侧重发展的质量、科技自立自强、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的重要作用,在外部形势和中美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鲜明提出“国家软实力继续提高”,同时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后增加“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
《建议》继续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并将“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置于突出位置。相较于“十四五”建议稿“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的表述更为明确和具体,包括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并继续强调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等内容。
《建议》主要目标新增第二条“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明确要求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并前瞻性地列出需要布局的未来产业,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等。同时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并点出若干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包括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及生物制造等,这些都是当前制约产业升级和安全发展的“卡脖子”领域,表明国家对于核心领域的自主可控重视程度明显提升。
改革开放、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人民生活等部分延续与“十四五”规划建议稿的对应关系。最后国家治理部分,“十五五”建议稿提出 “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的主要目标,与“十四五”建议稿“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的表述相比显著提升了国家安全在国家战略中的权重,反映了宏观政策重心顺应内外形势变化的战略性调整。
此外,在扩大内需及民生改善方面,“十五五”建议稿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双向互动的关系,或反映政策对需求端动能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
相应的分项结构也从“十四五”时期的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等四条,调整为“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三条。消费领域提出“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清理汽车、住房等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投资方面则强调“统筹用好各类政府投资,在工作基础较好的地方探索编制全口径政府投资计划”以及“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整治“内卷式竞争”、构建“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高标准市场生态的调整,不仅是对扩大内需实现路径的结构性优化,更意味着政策重心从“畅通循环”向“高效循环”跃升,为供需协同发力提供更坚实的制度基础。
从五年规划的同比视角去看,除2011年外,规划开局之年货币政策多保持稳健偏松,但货币政策导向的核心影响因素仍为当时的经济环境。
2011年,金融危机影响逐渐弱化,全球货币转向宽松导致的通胀预期逐渐上升,前期四万亿投资刺激也给我国物价上涨带来明显压力。因此宏观调控经济政策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央行连续加息升准以抑制经济过热。同期,美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核心PCE同比降至1.1%左右,美联储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并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维持在0-0.25%超低位水平,中美货币政策周期有所错位。
“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的货币政策表现出稳健灵活适度的特征,前期国际收支流出和经济增长下行压力逐步缓解,央行也逐步进入货币宽松末期,在2016年2月MLF降息25bp、3月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0bp后,4月起调整为主要续通过MLF和SLF续做填补市场流动性缺口。同期,美联储货币政策处于加息周期中,中美货币政策周期保持一致。
2021年,国内经济基本面企稳回升,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改善,此外我国凭借完整产业链的优势,出口增速亦明显抬升,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一阶段货币政策告别疫后初期超宽松格局,开启常态化精准调控。央行开始强调防资金空转,停止进一步降息,DR007从此前的明显低于逆回购利率变为围绕逆回购利率波动。而受前期美国政府大规模派发现金影响,美国通胀于2021年起开始快速抬升,美联储11月议息会议声明官宣缩减资产购买(Taper)并为第二年加快购债及加息埋下伏笔。
结合五年规划开局之年货币政策历史规律,以及当前中美博弈大背景来看,后续货币或维持中性偏松,传统总量型降息工具方向明确,但空间收窄。
2022年以来,央行平均每年降息20bp,以当前逆回购利率1.4%的点位来看,继续下行的空间似乎较为逼仄,且商业银行净息差偏低亦形成一定制约,后续降息节奏或更为审慎。因此2026年货币政策或继续保持适度宽松的基调,降息周期仍在延续,但空间可能有所收窄,全年降息10-20bp的概率较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可能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从五年规划的同比视角去看,财政政策紧密服务于宏观经济周期的需要。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更为积极,而在过热风险暴露时会适度调整,稳增长和调结构并重。
2011年,财政政策呈现“名义收缩、结构发力”的态势,考虑到金融危机后大规模刺激政策带来经济过热和通胀风险,财政目标赤字率和刺激规模均有所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政策的全面收紧。从扮演“第二财政”角色的国开行贷款来看,其贷款余额增速较上年有所提升,且资源向制造业倾斜较为明显,与稳增长和经济转型的政策诉求相契合。
2016年,财政目标赤字率大幅提升至3.0%,释放出强烈逆周期调节信号。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和全面推行“营改增”进行大规模减税降费有效托底经济增长。此外,政策性银行创设专项建设基金为基建项目提供资本金支持,地方政府亦发行大量置换债对存量债务进行化解,以更好服务于“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
2021年,财政政策操作体现了“边际收紧但力度仍强”的精准把握。与2020年疫后首年超常规刺激政策相比,2021年目标财政赤字率有所回调,专项债也进行了小规模收缩且不再发行特别国债。但值得注意的是,与2020年不设经济增长目标相比,2021年GDP增长目标6.0%以上,经济增速回升也会扩大赤字率的分母,进而对冲一部分赤字率调降的影响。此外,2021年减税与发债并举,与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还是保持了较大规模的财政扩张力度。
当前外部环境方面,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出口带来一定不确定性,内部则面临传统产业转型阵痛、居民消费意愿偏弱、房地产行业调整等结构性矛盾。此外,2025年经济增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前高后低”态势,时至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再度凸显。在此背景下,2026年经济复苏需通过精准施策激活多重增长引擎,实现“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的良性循环。结合近期财政部及发改委表态,我们认为明年财政政策力度或将继续加码,相比2025年只强不弱,超长期特别国债有望继续扩大规模发行,同时确保资金向科技、新基建以及民生领域倾斜。
中国经济在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往往被赋予承前启后的关键使命,市场也普遍期待这些年份能带来显著的政策红利与经济动能切换。然而,通过对“十一五”至“十四五”开局之年的经济指标进行复盘,我们发现宏观经济整体运行平稳,并未出现大幅波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多数开局之年保持稳中有升,但2011年增速下台阶,主要是和劳动人口达峰且收入增长放缓等因素有关。其余年份如2006年、2016年及2021年,消费增速均较前一年略有加快,反映出内需潜力的持续释放。投资方面,基建投资在开局之年往往同比下行,这一现象或表明,在经济稳中向好阶段,政策层更倾向于控制传统基建投入,避免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制造业投资表现则有所分化:2011年和2021年显著上行,主要得益于产业升级政策推动(如“十二五”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十四五”部署新质生产力),而2006年和2016年则小幅回落,前者或受基数大幅走高影响,后者则与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相关。此外,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同比增速多呈现稳步回升态势。2006年和2016年地产需求旺盛带动房价上行,进而房企投资意愿较为明显,2011年虽在抑制投资过热的调控政策约束下,地产投资同比有所回落,但仍保持30%以上增速。2021年,地产投资较疫后首年的超低基数明显反弹,但年内同比增速持续回落,或反映房地产市场见顶回落并步入低速增长阶段。
2006年通胀温和上升,则与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需求拉动有关;2011年CPI同比达5.4%,主要源于前期应对金融危机的刺激政策导致需求过热与流动性过剩;2016年PPI同比由负转正,则是供给侧改革推动煤炭、钢铁等行业价格快速回升的结果;2021年CPI与PPI双双上行,一方面源于疫情后全球供应链中断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另一方面也与国内“双碳”目标下部分高耗能行业供给约束有关。
综上,五年规划开局之年的经济表现并非简单地由“日历效应”主导,而是政策导向、经济周期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历史经验表明,五年规划更注重战略布局的优化与中长期增长动能的培育,而非追求短期增速的大幅跃升。因此近20年五年规划开局之年的往往呈现出“总量平稳、结构优化”的特征。展望“十五五”开局之年,“高质量发展”仍为经济建设的主题,经济大幅回升的概率较低,但失速下行的风险也较小:一方面,消费与制造业投资有望在政策支持下保持韧性;另一方面,房地产调整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仍将形成制约。而从历史经验来看,五年规划开局之年通胀表现往往不弱,物价修复进程或将成为2026年经济运行的关键观察要素。
从“五年规划”开局之年的权益市场的表现来看,似乎并未出现明显普涨规律,但若缩短时间线来看,在《纲要》出台后一个月内结构行情机会显现,且领涨板块与规划重点高度契合。
例如,《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国内需求,且强调高技术产业和新型工业化,对应的美容护理、电力设备、机械设备以及商贸零售等行业指数涨幅较为明显;《十三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创新作为单独篇章置于产业规划首位,汽车、电力设备等行业领涨,且电子与计算机板块表现相对较优;《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扩大内需战略,首次将安全同发展进行融合,对应的美容护理、食品饮料等消费行业领涨,且安全及“双碳”相关主题表现亦较好。而《十二五规划纲要》发布后一个月期间,经济增长过热,且在加息环境下银行板块领涨,地产、资源股等高股息板块整体表现占优。
同期,从债市的角度来看,《纲要》公布后的一个月区间内,债券收益率多呈现震荡上行态势,债市整体走跌。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持续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提出力争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从2025年开始,每年新增保费的30%用于投资A股。此外,今年4月初的震荡行情中,中央汇金首次明确其类“平准基金”定位,大举增持ETF。从10月最新数据来看,汇金系持有ETF市值合计为1.8万亿元左右震荡,创历史新高。因此,中长期资金入市的逻辑仍然坚挺。
再次,就外资表现而言,美联储降息预期不断抬升背景下,国际资金寻求高增长、低估值的资产。
中国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和产业竞争力提升,吸引了全球投资者关注,这也使得中国股市成为外资分散风险、优化配置的重要选择。同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震荡上行,进一步提升了中国资产的吸引力。结合陆股通成交金额在股票成交金额中的占比上升,但总体水平并不算高来看,或指向外资增配A股亦有一定空间。
从“十五五”规划建议稿来看,新增“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体现出对科技创新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科技板块或继续领涨权益。
建议稿提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新型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突出国家战略需求,部署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加大长期稳定支持。”因此“科技自立自强”或体现在技术独立性以及与海外发达市场缩小差距方面,自主可控、国产原创性的相关板块在未来有望迎来乐观行情。
增量资金可能将是引领2026年权益继续上涨的核心动力,中小盘风格或将继续占优,部分有政策支持的传统板块或迎来“困境反转”机会。
2025年,资金支撑与宏观基本面推动市场形成了过剩资金追逐有限优质资产的快速轮动格局,资金过剩下中小盘收益较多,整体跑赢大盘。我们认为,受益于政策支持、汇率升值、存款搬家等诸多因素的支撑,2026年增量资金逻辑或将延续,中小盘风格或将继续占优。此外,在过剩局面下资金存在修复估值洼地的天然动力,在类似“反内卷”或其他行业政策的催化下,需关注部分行业(如煤炭、顺周期、传统消费、地产)等板块的“困境反转”逻辑带来的估值修复机会。指数或将呈现出从2025年的“科技突围”向2026年的“多点开花”切换的趋势。
从宏观的视角来看,支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需求对PPI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明显。
投资增长直接拉动对工业生产资料的需求,进而推动PPI上行。以房地产为例,当前房地产仍然是中国第一大支柱产业,其投资活动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据核心地位,而关键的领先信号是商品房成交情况。从传导路径来看,商品房销售回暖改善房企现金流和预期,推动新开工和拿地情况,进而拉动对建筑原材料等的需求,并逐步扩散至工业体系,对PPI同比形成支撑。这背后反映的是实体需求、企业资金活跃度及信贷扩张向工业品价格传导的连贯过程。
M1同比、M1-M2剪刀差及信贷脉冲等领先指标推演下,PPI回升趋势相对明确。
从金融数据来看,基于企业原材料采购到产品出厂的时间差,衡量活期存款增速的M1同比、资金活化程度M1-M2剪刀差以及反映信用扩张强度的信贷脉冲,对PPI同比或同样存在一定领先意义。从下图可以看出,滞后9个月的这三类指标与PPI同比增速走势具有一致性,进而外推2026年PPI同比收窄具有一定动力。
从微观的视角来看,黑色链条及原油等重点行业多重影响下,2026年上半年PPI同比回正有望,但其上行空间可能受到限制。
今年下半年以来,夏季用电高峰需求旺季更旺,叠加7月以来“查超产”反内卷带动国内产量收缩明显,且钢厂盈利修复下铁水产量维持高位,动力煤价格进入快速上升通道,且焦煤、焦炭价格亦明显回升,但从绝对值来看,价格仍远低于过去几年水平。
展望后市,从供给方面来看,2025年11月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进一步强化监管力度,持续压缩违规空间,因此在“反内卷”政策推动下煤炭行业产量方面似乎已经失去向上弹性。进口方面,今年以来动力煤进口数量同比处于深度负增长区间,或主要与年初印尼实施动力煤参考价出易新规等因素有关,进口利润收窄甚至亏损或持续对动力煤海外供给形成扰动;焦煤海外供应主要来源是蒙古和俄罗斯,近期蒙古国政坛动荡,或对后续蒙煤通关进口情况形成扰动。
因此总体来看国内“超产”问题关注度不减叠加海外煤炭进口难言明显增量,供给端或呈现有序收窄格局。
需求方面,全社会用电量仍处于季节性高位,随着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或将驱动数据中心耗电量继续迅猛增长,此外电动汽车的快速普及也带动了充电服务业的需求增加。而在136号文后光伏装机量明显下跌,且陆上风电2025年11月起取消增值税即征即退50%政策,新能源发电对火力发电的替代压力或将见顶。焦煤方面,考虑到钢铁为其最直接的下游,但基建、地产方面的需求或难有明显回暖,大概率维持平稳或有小幅增加,因此煤炭总体需求呈现稳中有升格局,基于供需关系改善,预计煤炭价格继续温和回升。
从供应端来看,10月上旬OPEC+月度会议决定11月继续增产13.7万桶/日,与10月增幅持平温和增产。根据IEA数据,9月全球石油供应量已达到1.08亿桶/日,环比增长76万桶/日。更值得关注的是,OPEC+自9月底已全面取消220万桶/日的额外自愿减产协议,并开始逐步退出166万桶/日的自愿减产协议。此外,美国原油产量继续回升并创三个季度以来新高,但考虑到近期石油钻机总数有所回落,因此往后看考虑到页岩油生产成本优势不足加之OPEC+持续释放闲置产能,美国原油产量增速或有一定放缓,但整体来看2026年全球原油供应或仍将进一步增加
。尽管地缘冲突持续——俄乌冲突未解、伊朗面临制裁升级风险,但其对油价的支撑作用已明显弱化。市场对供应中断的担忧被持续释放的产能对冲,地缘溢价逐步消退,原油更多回归基本面定价。进而从需求端来看,美国就业数据远低于市场预期增长或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加剧降温,炼油厂开工率数据下行带动商业原油库存回补(10月底原油库存下降主因美国原油进口下滑)。欧洲国家受贸易环境和经济衰退担忧影响,需求前景相对来讲亦不明朗。中国方面,一是可能为了规避制裁收紧风险进行“避险性采购”,二是在油价低位以及检修期补充商品库存,今年原油进口数量处于季节性高位,但这种补库的持续性可能不会太久,因此整体来看明年原油需求对油价的支撑作用还是较为有限
回顾2015年开启的供给侧改革以及2021年“双碳”目标与限产政策实施阶段,高炉开工率数据均出现迅速且大幅的回落。而本轮反内卷倡议出台以来,样本钢厂高炉开工率并未出现明显下行。这一方面指向政策执行力度有限,另一方面可能也和钢厂盈利水平回升,钢企减产意愿不足有关。
往后看,螺纹钢、铁矿石价格在需求端政策支撑不足的背景下大概率以企稳为主,大幅涨价的概率不大。
首先前两轮钢铁价格明显回升,都有需求端刺激政策与之配合,2015-2016年PSL投放支撑棚户区改造,2021年疫后时期政府出台系列促消费政策,提出“两新一重”建设,且上半年房地产市场热度较高,但与之相对,今年7月反内卷叙事发酵以来,需求端政策刺激力度较为有限,对应的建材表观需求表现平平, 9月以来铁矿石价格在双焦领涨的带动下仍有韧性,而相对下游的螺纹钢在市场需求受限的拖累下开始偏弱震荡。另一方面,行业自律引导尚属于倡议,并非强制性、全覆盖的政策,执行力度上可能也不会像前两轮强效,钢企在利润水平属于承受范围内时主动减产的意愿较为有限。因此在缺乏强力需求拉动、且供给端约束相对温和的情况下,螺纹钢和铁矿石价格更可能呈现区间企稳震荡格局。
综上,从对PPI贡献度较高的煤炭、原油以及螺纹钢等价格展望来看,煤炭价格或继续温和回升,原油价格或有所承压,螺纹钢、铁矿石等价格大概率以企稳为主。
最后从回归预测结果来看,2026年PPI同比跌幅持续收窄,并于二季度转正,随后继续围绕零值进行波动。3.5.2. CPI同比温和回升,其中食品项或仍是最大拖累
2025年4月以来的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是2026年猪价走势的关键领先变量,
具体来看,2025年4月能繁母猪存栏同比为1.3%,较上月继续上行0.12个百分点,此后一直保持同比正增长的状态,但涨幅有所收窄,至2025年9月同比才转负。对应的猪价或在2026年一季度止跌,随后或将保持窄幅震荡上行,至年中时,上年生猪产能调控或逐步反映,供给收紧支撑下猪价或有一波反弹。
从生猪期货合约的视角来看,LH2603合约成交价低于交割月份更为靠前的LH2511和LH2601,或表明2026年一季度猪价仍有走弱压力,二季度起或逐步企稳,与能繁母猪领先视角下的猪价趋势预测较为一致。
非食品项:扩内需政策显效或继续非食品项CPI形成支撑,但效力或逐步减弱。
2025年9月核心CPI涨幅连续第5个月扩大,为近19个月以来涨幅首次回到1%。扩内需、促消费等相关政策继续显效,推动供需结构有所改善,有力支撑物价总体稳定。不过从社零走势来看,“以旧换新”等政策补贴的消费类别同比增速逐步放缓,非国补类产品对消费增长的贡献度重新回升。一方面耐用品消费存在一定透支作用,补贴政策效力有所退坡,另一方面近期多地国补政策亦按下暂停键,后续需求端对非食品项CPI 的支撑作用可能边际减弱。
整体来看,2026年PPI同比有望回正,CPI同比或温和上行,物价回升方向较为明确。但向上空间可能还存在一定不确定性,需关注:一是能繁母猪去产能节奏,二是促服务消费等增量政策力度,三是“反内卷”倡议落实效果。因此,2026年通胀水平或呈现渐进抬升格局,对债市而言收益率下行空间将会受到一定约束。而当上述因素超预期落地时,物价修复斜率可能会有所抬升,债市逆风阻力也将明显加大。
募负债端担忧与债市机构行为变化今年以来,监管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
对应的,本部分将首先梳理此轮针对公募基金的监管脉络,其次分析其对公募债基可能的影响,接着探讨其他债市参与机构可能的行为变化,最后寻找未来债券市场存在的投资机会与风险。
未来发展方向上来看,本轮监管推进的核心改革框架是将公募基金的发展重心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切换。
公募基金领域推进的相关改革并非今年“秋风乍起”,早在2022年4月,证监会便已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定调“高质量发展”,明确公募行业“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的发展方向。于2025年5月,为进一步细化改革方向,证监会出台《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成为公募基金业纲领性文件。《方案》指出“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实现从重规模向重投资者回报转型”。
从推进情况来看,针对公募基金行业费率的改革工作落地得更快,对行业的影响也相对更大。
2023年7月,证监会发布《公募基金行业费率改革工作方案》,标志着行业费改正式启动。《方案》提到将按照“管理费用—交易费用—销售费用”的路径稳步降低公募基金行业的总和费率水平。《方案》发布后,基金产品的管理费率、托管费率便进入下调阶段。2024年7月,第二阶段的公募基金交易费率调降正式落地。2025年9月,证监会宣布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规定》公开征求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稿》”),标志着公募基金费率改革迈入第三阶段,即实现认购费、申购费等销售环节的费用下调。而费率改革进入到第三阶段后,公募负债端或将受到较剧烈的冲击。
针对销售环节费率的调降固然能优化投资者的持有体验,但对于公募债基而言,因其更为独特的产品属性,其机构投资者的配置逻辑或将出现较明显的调整。
前两轮的降费侧重于对管理费、托管费等运营费用的调整,是从基金资产中计提和划拨,并不需要投资者直接支付。而2025年9月出台的《意见稿》则剑指销售环节的费率调降,这些费用则是由投资者直接支付的一次性费用,或能大幅提升投资者获得感。
但是对于公募债基而言,流动性管理工具的定位和其未来可能出现的偏高交易成本是极其矛盾的,这势必影响公募债基的机构投资者配置逻辑。
银行:基金委外投资规模已有收缩迹象,更倾向于通过OCI直投债券,新规或将加速这一行为的切换。
2024年债券收益率快速下行,为各债市投资者带来较丰厚的资本利得收益,或为寻求更加精细化的资金管理,银行明显加大了纯债基金的委外投资规模占比。但2025年以来,债基盈利不佳,银行纯债基金投资规模与占比双双回落。若赎回新规如期落地,低投资回报+高交易成本,银行纯债基金委外规模或将进一步收缩,并转为利用OCI账户直投债券。
理财:与银行类似,降低基金投资规模、提高债券直投占比,但或适当增配权益类资产。
2022年赎回潮后,理财更为关注基金的流动性,以防御自身负债端赎回压力。但在当前的低利率且偏震荡向上的债市环境下,2025年以来主动纯债基甚至未跑赢货基。若持有期不足6个月,新规要求的赎回费率将显著侵蚀理财投资基金的收益,甚至可能无法覆盖交易成本。若新规如期落地,理财更优的选择可能是直投存单、短信用等低波资产。但和银行不一样的是,理财可以投资权益类资产以增厚收益,如2025年二季度以来,理财明显增加了对混债基金的申购。所以,混债类基金或将受益于理财资金的流入有新的增长机会。
保险:保险一直更为倾向含权债基,新规对于纯债基金投资行为或影响不大。但关注保险对于长久期债券资产、以及对权益产品的投资偏好是否会有明显提升。
和银行、理财不同的是,保险负债端久期偏长,一般公募债基的久期难以匹配其需求。截至2024年,人身保险公司负债平均久期在16.33年左右,而当前全市场中长期债基久期中枢则在4-5年附近。因此,保险多是投资于含权类债基以增加投资底仓的多样性。从这个视角来看,新规下保险纯债基金的投资行为或变化不大。
2025年以来,保险保费收入稳步修复,且8月末受预定利率切换影响,保费增长势头进一步增强,但债市投资者并未感受到来自保险的强劲买券力量。原因或是在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的资金指引下,保险或加大了对于权益产品的投资。若明年延续这一特征,可关注险资于A股中更倾向的板块,如银行、环保、公用事业等。就债券内部而言,为实现资负久期匹配,保险仍会积极参与长久期地方债、30Y国债等细分赛道。但在低收益高波动的环境下,很难期待保险资金入场推动债券收益率大幅下行,更多的是伴随债券投资性价比抬升,以配置的思路压制债市波动上限。
就公募债基自身而言,其投资者以机构端为主,若银行、理财系资金开始撤退,主动纯债基负债端或将遭受较大冲击。但货基、债券ETF、同业存单基金等可能迎来新的机遇。
当债市各类投资机构的参与力量开始调整时,大概率影响底层资产的行情走势。即银行、理财、保险偏好直投的券种或存在结构性机会,而主动纯债基金重仓的品类或承受较大摩擦。
。持仓结构上,商业银行重点持仓国债、地方债与政金债等利率债,保险持仓中地方债占比则过半。而主动纯债基则重点持仓政金债、金融债、中票等券种。倘若因负债端快速萎缩,公募债基不得不抛售现券以应对赎回压力。对于利率债而言,银行与保险两大配置盘资金的存在或能压制利率债的波幅,但对于信用债而言,或因可能缺乏坚定一致的买盘而出现大幅调整。
观察托管数据下的各机构持仓分布,得到的结论尚且较为粗糙,且资产的定价更多取决于边际力量的变动。因此,从二级市场关注不同机构不同券种买卖力量的变化或能带来更多的投资启示。
从2024年、2025年二级现券累计净买入情况来看,基金始终重仓较多的券种为1-3Y中票、3-5Y中票、二永债、10Y以上国债、3-5Y政金债、7-10Y政金债与短融
此外,考虑到债券等基金规模或有扩容,可关注债券ETF重仓券种,是否能享受到伴随资金流入而带来的流动性溢价
象空间受限,把握确定性票息和久期摆布的交易性机会宏观叙事虽对债市仍有支撑,但最悲观的时期似乎已经过去。
尽管旧动能如地产、基建等板块的增速始终较为乏力,但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新动能逐渐成为当前经济中的重要支柱,其稳健的增速似乎也能够有效支持经济的脉冲式增长。此外,在财政发力的支持下,虽暂未看到自发性宽信用螺旋的有序出现,但融资需求尚能保持脉冲式的增长。整体来看,当前经济失速的概率较低,2025年1-3季度实际GDP增速仍维持在5.2%,实现全年5%的目标并非难事。
金融条件上,宽松充裕的货币政策基调或是为数不多确定性偏强的利好支撑,但想象空间或较为有限。
原因在于当前DR007中枢已维持在1.40-1.45%之间,若未有进一步的降息,考虑到防风险诉求仍在,资金利率难以长期大幅低于政策利率。那么未来降息周期如何呢?某种程度上,当前降息空间或是大国博弈中的战略性资源,在空间愈发逼仄的环境下,央行对于降息的考量或越发谨慎,或更倾向于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和财政工具形成宏观合力以支持稳增长。从过去几年降息节奏来看,2022-2025年平均每年降息20BP,2026年央行降息幅度大概率在10-20BP之间。因此,货币宽松虽对债市仍有支撑,但想象空间可能在变小。
估值水平上,伴随年初至今收益率的震荡回调,市场对于10Y国债的定价基本回归至合理水平。
此轮债券快速下行的行情启动于2024年12月,当时10Y国债收益率在2.0%附近,资金利率中枢约为1.60%-1.65%。目前DR007运行区间下行至1.40%-1.45%,而10Y国债收益率也逐步回调至1.80%附近,重定价后与资金利率中枢下移的幅度基本匹配。这或表明市场大致修正了此前对货币政策宽松过度乐观的预期,开始转向理性的定价。因此,
当前10Y国债的估值水平较年初虽更为有利,但可能并没有实质性的利好。我们认为2026年债券市场可能面临的潜在利空有以下几点:
(1)“十五五”开局之年,权益市场在政策的支撑下或将进一步上涨,继续压制债券市场的投资情绪。
复盘前几轮五年规划开局之前权益市场走势,上证综指表现可能并不总是格外亮眼,涨跌互现。但结构性行情始终存在,与规划重点关联度较高的板块涨幅较为客观。如“十四五”开局之年,在新能源产业链行情的推动下,电力设备、有色金属等行业涨势较为强劲。而2026年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且股市的定位更向稳增长倾斜,预计明年权益市场在政策支持有上涨的空间,继续压制债券市场的投资情绪。
(2)针对公募基金销售的监管新规大概率如期落地,尽管较难定量评估其对基金负债端冲击的大小,但债券市场各类资产的结构性调整应当是大势所趋。建议规避公募基金重仓且定价权较强的券种,如中长久期信用债、二永债等,耐心等待右侧的参与机会。
(3)通胀大概率见底回升,2026年向上的弹性难以判断,但回升的方向较为确定。从负通胀走向通胀的过程中,或给债市带来一定的逆风阻力。
(1)利率的趋势性下行机会想象空间有限,且利率中枢水平偏低。票息收益难以覆盖资本亏损,建议结合波动在市场中枢水平以下,灵活调整组合久期水平,在特定时点积极博弈降息预期带来的阶段性确定性做多机会;
(2)信用债方面,利率空间受限背景下票息为王,资金平稳偏松方向较为确定,建议短久期、高票息资产配合杠杆策略,在守住底线前提下适度进行评级和品种下沉。核心是以防御的姿态抵抗市场的无序波动;
(3)债券ETF或将成为公募债券基金规模扩容的新风口,建议结合市场资金流向,积极配置相关ETF的成分券,把握结构性的利差压缩机会。
(尤其是港股科技成分)和适应社会结构变化的新型消费领域同样值得关注。在策略构建上,可采取哑铃型配置思路。
我们认为未来三至五年,全球宏观环境将处于结构性重构的关键阶段,中美博弈或将成为影响全球资产定价最核心的宏观变量。
2025年10月,美联储于FOMC会议上宣布降息25bp至3.75%-4%的利率水平,并宣布12月1日起结束缩表。虽然本次会议给市场泼了一次冷水,但可能更多是基于预期管理。此外,特朗普近期对美联储主席候选人的表态导致美联储未来独立性成疑。若未来美联储成为“政治附庸”,美元信用将面临大幅折损,或导致全球其余国家加速减持美债增持黄金。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欧洲经济预期受到较大冲击,工业预期持续弱势。为应对工业竞争力下滑与能源安全挑战,欧洲国家相继推出大规模定向投资计划,或对铜需求形成一定支撑。但铜供应端却面临多重约束,全球铜矿产出增长乏力,精矿加工费(TC/RC)跌至多年低位,库存水平持续下行。这一供需格局意味着,欧洲复兴计划对应的基建周期或对铜价形成一定支撑。
科技竞争范式和中美双轨发展背景下,国产替代、技术主权与生态闭环等领域或将催生中长期投资主线。
当前国产替代在多个关键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尤其在AI算力领域表现突出。从“星际之门”计划强势推进,到美国拒绝在巴黎AI峰会签署国际人工智能协议,再到新一轮芯片出口管制,美国对中国继续采取强硬的脱钩政策,以遏制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势头,当下国产替代之路仍面临严峻挑战。往后看,国产替代并非简单“取代”,而是在特定领域实现自主可控,并寻求在新技术范式下弯道超车的动态过程。因此中长期仍可看好科技股,投资逻辑或从“估值修复”转向“业绩兑现”。
在半导体设备、材料、工业软件等卡脖子领域实现自主可控的供应商企业;3、应用生态主导者:
全球货币宽松大环境下的内需提振与科技赋能,有望对权益市场尤其是新型消费及科技板块等形成支撑。当下中国基本面正承受较大的内外部压力,内部表现为债务推动下财政赤字扩大,但消费增长不足,而外部则表现为逆全球化和贸易战加剧,全球滞胀与金融失序。因此目前维持经济增长最可靠的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货币宽松的大环境使得企业未来现金流现值显著提升,融资成本降低且资本开支亦进行有序扩张。此外,政策端提振新型消费以及稳定资本市场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的举措,有助于构成金融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进一步对权益市场尤其是新型消费及科技板块等形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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