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根据论文撰写的专栏文章,已发表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为英文版。
论文信息:徐奇渊、李春顶、李萌,《大国贸易博弈与全球气候治理》,《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10期
北京——关税战常被冠以一些正当理由,比如“保护或回流制造业岗位”、“提升国家安全”等等。然而,最新研究揭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严重后果:污染加剧。当全球供应链被迫绕道更加低效的路径时,二氧化碳排放将会随之上升。
我们近期的一篇论文对中美贸易冲突的环境影响进行了研究,我和合作者发现,关税直接推高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据测算,若双方对彼此进口商品加征60%的关税——这一水平与2025年4月的升级措施大体相符——这将导致全球碳排放一次性增加约4.1亿吨。这一数字相当于1.65亿辆排量为1.6升的燃油车各自行驶1万公里(约6,213英里)所产生的排放总量。
这或许有违直觉。鉴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且单位GDP碳排放强度较高,一些人认为: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有助于降低全球排放。但现实恰恰相反:在许多制造领域,中国的碳排放强度显著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在某些行业还低于部分发达经济体。中国整体碳强度偏高,实则源于其制造业比重过大——这是典型的“辛普森悖论”(Simpson’s Paradox)。
事实上,中国在全球高排放制造活动中承担了过高的比例。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EORA全球价值链数据库,在2017年(即中美贸易战爆发前),美国进口商品所隐含的碳排放中,有33.9%源自中国。这些排放并未因关税而消失;它们要么通过成本更高的本土生产重新回到美国,要么被转嫁至第三方国家。
如果贸易紧张局势重塑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生产活动将向更耗能的方向倾斜,从而抬高两国经济的整体加权碳强度——即便各行业的具体排放强度未变。我们的研究表明,由结构变动引发的排放增长,远超因经济增长放缓所带来的减排效应。
而真正承受更大冲击的,其实是第三方国家。过去十年,总体上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始终维持在GDP的4%以上,这意味着对华贸易战并未实现“回流”(reshoring),而是转向了“近岸外包”(nearshoring)和“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
研究显示,中美双边关税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第三国之间贸易所隐含的碳流量上升0.1%至0.34%。模拟结果进一步证实:美国从中国减少的进口,很大程度上被来自东南亚或拉美国家的进口所替代——而这些地区的许多产业碳强度高于中国。换言之,美国只是更换了供应商,却让全球总排放不降反升。
这并非否定东南亚或拉美国家吸引投资、追求发展的权利。在正常情况下,一国碳强度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在发展初期碳强度上升,随着发展水平提升、清洁技术扩散,在后期逐步下降。在全球无贸易战的理想状态下,各国沿着这条曲线自然演进——发展中经济体排放上升,被发达经济体的减排所抵消。
但贸易战打破了这一平衡。高额关税削弱了中美两国的经济表现,使其沿库兹涅茨曲线向左回退,进入排放上升而非下降的阶段;与此同时,供应链转移又推动发展中国家加速生产,沿着曲线上升段前行。结果是:无论处于曲线哪一端的经济体,排放都在增加。若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动态效应纳入考量,中美贸易战对全球碳排放的实际影响,将远超我们基准测算中的一次性4.1亿吨增量。
当前的中美贸易关系,实质上是一种“高排放”模式——它将污染外部化,侵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正因如此,我们主张构建一种“绿色”的中美关系:将贸易政策明确与气候目标对齐。例如,降低低碳技术的贸易壁垒,并认识到——在促进清洁贸易流、抑制高碳生产方面,削减关税本身就是一种气候合作。这一原则亦应适用于当今所有双边与多边互动,尤其是在气候风险加速显现的时代。
更具对抗性的全球贸易环境,正将世界拖入一个恶性循环:关税不断升级、供应链持续退化、碳排放节节攀升。倘若主要大国继续无视“贸易战正在破坏所有经济体赖以生存的地球系统”这一事实,最终无人能够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