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代初期:德国化工巨头 瓦克化学(Wacker Chemie) 曾是世界领先的多晶硅供应商,是中国光伏企业重要的高端硅料来源之一。
2010-2020年,全球光伏产业贸易总额在2012年显著下降后总体上趋于稳定究其原因,主要是2012年美国和欧盟相继对中国光伏产品实施“双反”政策,其后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亦随后出台对华光伏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在贸易保护措施实施初期,中国光伏电池及组件企业大量停产,硅料企业亦受累及。而与此同时,美国加大在韩硅料生产投资,欧美和韩国等硅料生产大国不断降价,趁机向中国低价倾销硅料,导致中国出台贸易反制措施。因此,全球光伏产业链的贸易摩擦不仅抑制了中国光伏产品贸易额的增长,亦对全球光伏贸易规模产生不利影响。
最近5、6年中国本土产能的爆发式增长:自2020年起,在“碳中和”目标和全球光伏市场强劲需求的推动下,中国多晶硅企业(如通威股份、协鑫科技、大全能源、新特能源等)进行了大规模的产能扩张。中国的多晶硅产能和产量已占据全球绝对主导地位(超过80%)。
海外产能的收缩与成本劣势:面对中国低成本、大规模产能的竞争,德国瓦克等海外企业逐步减少了在光伏多晶硅领域的投入,甚至关闭了部分产线。其电力、人力等综合成本远高于中国。
贸易政策的影响:过去存在对美、韩等多晶硅的“双反”关税,这也促使中国下游企业转向本土供应。
技术差距的消失:中国企业通过技术迭代,其生产的多晶硅在纯度和品质上已完全能够满足甚至超过下游单晶硅片的需求,不再需要大规模依赖进口高端料。
中国对美国、韩国及欧盟(主要是德国)的进口多晶硅发起“双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终征收了关税。这显著提高了进口成本。
更关键的是:中国本土多晶硅产业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以协鑫科技(GCL)、通威股份(Tongwei)、大全能源(Daqo New Energy)等为代表的企业,通过技术突破和规模扩张,不仅完全满足了国内需求,而且成本全球最低。
中国自给率极高: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多晶硅生产国,占全球产能的85%以上。国内光伏制造对进口硅料的依赖度已降至极低水平(10%)。
德国(瓦克):进口量已大幅萎缩,通常以 “电子级高纯硅料” 或履行特定长期合同为主,光伏级大宗商品贸易流已基本停止。
2021-2023年:中国每年从德国进口的多晶硅数量估计在 1万至3万吨 区间波动。作为对比,中国2023年国内多晶硅产量超过143万吨,进口总量约10万吨。德国进口占比已微不足道。
贸易流向逆转: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由于欧洲本土光伏制造产能匮乏,中国开始向欧洲(包括德国)大量出口硅片、电池和组件。德国瓦克等公司生产的硅料,更多是供应给欧洲本土或美国等其他市场的晶圆制造商。
供应链效率:中国形成了从硅料、硅片、电池到组件的全球最完整、最高效、最低成本的光伏产业集群,使用本土硅料物流和协同优势巨大。
市场需求:欧洲(德国)的终端需求在于安装光伏电站,其下游制造环节薄弱,对进口光伏级硅料的需求本身就不大。
近年来,贸易安全化取代贸易自由化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以服务其整体国家安全战略,并且美国将在高科技和产业链上逐步“去中国化”作为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相应地,在光伏产业方面美国意图通过美欧同盟和亚太同盟来合力打压中国。
(1)美欧同盟。美国继续构建“技术联盟”“供应链联盟”等,企图迫使西方国家在技术和产业上与中国“脱钩”“断链”。其中,欧洲在中美关系中虽仍偏向欧美同盟关系,但欧洲追求战略自主已成为影响欧美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在光伏产业问题上,欧美间合作与竞争共存,欧盟也积极利用“中国牌”制约美国,表现为欧洲各国与中国的光伏进出口贸易变化剧烈,欧洲利用中国对美硅料“双反调查”而增加了对华硅料出口。特别是俄乌冲突后,欧盟能源供应矛盾和能源自主需求更加突出,期待短期内通过可再生能源带动能源体系转型,因而缓和与中国的光伏产业合作关系、稳定中国光伏产品进口或成最优解。
(2)亚太同盟。美国在亚太地区不断推动“印太战略”,拉拢地区大国印度、与中国有南海争端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将其视为地缘争夺的棋子,意图在光伏产业发展中与之形成对中国的“C”形合围态势,遏制中国与亚太的贸易联系,打压中国的光伏产业地位。
相应地,印度亦积极谋求区域大国地位,并在光伏产业方面逐步寻求自主,以摆脱近七成的高度对外依赖,例如印政府相继推出了两轮“光伏制造产能挂钩激励((PLI)计划”,对直接进口中国光伏组件成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甚至实施直接进口禁令,以及接受美国的直接投资等。然而,尽管印度光伏产业链不完整,特别是尚无上游环节的商业化生产能力,且短期内难以投入密集而稳定的能源和资金实现突破,因而在光伏设备和技术上依然高度依赖中国。在印度对中国光伏组件加征关税后,其国内光伏项目建设成本和光伏产品制造成本飘升,印度也逐步认识到与中国完全脱钩对己不利,因而美印联盟在对华问题上并非铁板一块。
而东南亚各国已较早地接受了中国光伏巨头企业的投资,成为全球重要的光伏电池和组件生产国和最大的对美光伏出口地带,满足了自身寻求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的需求,与中国之间实现了双赢。因此,东南亚国家亦不愿在中美光伏贸易战中“选边站队”,这些国家一方面会继续与中国保持稳定密切的投资和贸易合作,另一方面会继续开拓美国市场。但是,目前美国发起对中国光伏企业通过东南亚规避关税进入美国市场的“反规避”调查,虽迫于本国中下游环节企业的生存压力,而给予东南亚四国光伏产品24个月的“零关税”政策,但未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光伏产业合作模式需要进一步考量。
(1)保持光伏产业技术创新,把握国际贸易主动权。技术创新是推动行业发展的核心因素,可以增强产品竞争力,并在国际贸易中掌握优势。光伏产业上游硅料的提纯制造及中游的光伏电池制造均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历经10余年的创新与发展,中国光伏全产业链已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基本实现本土自给,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原料、市场两头在外”的被动局面已大为改观。然而,由于技术转移受限等原因,部分种类的多晶硅仍依赖进口,并且中国还面临着各国产业链“去中国化”的挑战。因此,未来中国仍需推进光伏产业链技术创新,尤其是在易被欧美国家“卡脖子”的上游硅料环节,以保持其他国家对中国光伏产品的技术和成本依赖,把握国际贸易主动权。
此外,针对美国对华发起“反规避”调查和对东南亚光伏产品加征关税,中国未来应逐步扩大对东南亚国家硅料环节的投资和产能扩增,实现硅料的“非中国制造”,以规避“反规避”调查。同时,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在大尺寸硅片、超高效铸锭单晶/多晶工艺等光伏硅片制备技术方面的迭代更新,保持技术领先优势,以避免硅料产能外移导致的本国优势衰退。
(2)优化生产与贸易结构,提高贸易稳定性。在欧美对华光伏贸易摩擦的大变局下,贸易多元化和出海投资已被证实是中国光伏产业降低损失、继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未来中国光伏企业可以扩展海外产业链布局,除以东南亚为重点进行垂直一体化生产外,还可在“一带一路”沿线更多的新兴市场,如巴基斯坦、乌克兰等国推行市场地生产模式。此外,在印度光伏产品贸易壁垒升级的局势下,在印投资的中国企业阳光电源、上能电气等从中获益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大,因而未来中国亦可扩大对印高效光伏组件环节的直接投资。此举一能进一步分散中国光伏企业的海外投资,降低东南亚承受的美国制裁压力;二能迎合印度光伏产业自给的需求,并利用印度的对华依赖而降低美印在光伏产业上合作与的可能性。
在贸易方面,欧洲仍是中国重要的光伏产品市场,且恰逢欧盟迫切追求能源转型的历史机遇,可加强与法国、荷兰、德国等欧洲中介地位较高的国家的贸易联系以进行中转;并且,为满足贸易保护措施中对出口美国的光伏电池需采用非中国制造多晶硅原料的限定条件,中国还可以与德国等欧洲硅料供给大国达成合作协定以保证非中国产硅料的稳定来源,从而加强中欧之间在光伏产业上中游环节间的互补性,实现良性的贸易大循环和互惠互利。此外,中国香港在中游贸易中具有较高的自由度,未来可进一步强化中国香港的“无摩擦中转站”地位,通过香港合法合理地规避各种贸易壁垒,提高贸易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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